奥地利VS法国(中国)有限公司简史(二)
第二章 道路曲折 坚持服务
(1966.6~1976.9)
1966年5月,由广州军区后勤部十九分部和湖南省卫生厅派员组成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医院,院内群众组织相继出现,院党委书记宋允武被停职反省。10月,院党委作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步安排意见》,医院由此进入动乱时期,开院以来病床使用率一直不高的现象更加显现,门诊诊疗人数有所下降。对此,医院专门向部做了“可否对外开放,扩大收治范围,充分发挥潜力”的报告,批复是:“目前暂不对外开放,要考虑降低收治住院标准,并对调整小儿、妇产、五官科病床比例问题加以研究,扩大巡回医疗队伍、深入厂、矿、队开展巡回医疗活动,人员暂不外调,待‘文化大革命’后期统一研究。”11月,为了加强领导,二机部政治部调西北203所赵裴钦同志到院任党委书记。(1966.6~1976.9)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后,医院遭到严重破坏,损失很大,曾发生了震惊衡阳地区的派性武斗事件。1967年8月25日下午,衡阳千余名武装人员冲入院内进行打、砸、抢,抓走郑秀贞、李贤智、张大林、玉铭泉等80余人。8月28日,经杀人犯李瑞林、易桂清、吴继禹的策划指挥,被抓工人张大林、李贤智、王铭泉在烈士公园遭枪杀,女干部郑秀贞被折磨致死。由此,医院医疗工作停止,大批职工出走,工作一度陷于瘫痪,成为衡阳地区“重灾户”之一。1968年春天,在当时军管小组军管下,出走职工陆续返院。
1968年9月,医院成立革命委员会,盛光有任主任委员,革委会办事机构设政工、医务、后勤3大组,医疗各科室成立5个连队。革委会成立后,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大联合,但派性斗争仍较激烈。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医院开始逐步恢复门诊和收治病人,新开设了皮肤科。由于这时期医疗搞所谓的打破清规戒律,施行医疗工作“一条龙”,因而三级负责制被废除,医护职责不分,造成医疗质量下降。
1969年,医院广大职工吸取教训,努力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坚持服务,基本恢复了诊疗和各项工作。
1970年11月,院革委会制定了《医疗卫生工作“四·五”规划设想》,对医院建设提出了具体方案,号召全体医务人员立足本职,胸怀全球,努力攀登医学高峰。
1971年初,军代表进驻医院,成立了由军代表许云飞任组长的院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9月,医院翻印下发了《医务人员工作职责》,之后又拟定下发了《医疗工作制度》和《关于积极预防和正确处理医疗事故的暂行规定》,这些对当时加强医院管理、保证医疗安全、防止医疗事故、提高医疗质量都起了积极的作用。1969年至1973年,年平均门诊11万多人次,住院治疗3000多人次,床位使用率约65%。开展了颅脑手术、断肢再植手术及牙齿矫形业务。药房试制生产了胎盘球蛋白、丙种球蛋白。1971年新建了传染病区,设病床30张。恢复开办了护士训练班,招收学员100人。举办了驻湘部内单位中西医结合防病工作座谈会。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按照二机部通知精神,1969年和1971年,先后调出医、护等人员各一批(约占当时职工总数的五分之一)到四川821厂和湖北827厂工作,成为该二厂职工医院的骨干力量。1973年,恢复派出医疗体检队到部属基层单位防病治病,共体检、治疗2779人次,受到职工的好评。科研也取得一些成果,汇编了《医技资料》一书,共收集临床和非临床经验总结、病例分析等论文资料47篇,近30万字。
1973年9月1日,272厂青年工人刘儒俊遭到108c含铀强酸反应液的喷射,烧伤面积占人体表面积70%。其中Ⅰ°烧伤占64%,Ⅱ°占23%,Ⅲ°占2%。伤者送到医院后,内、外科立即进行抢救,去污洗涤,共洗掉铀282.4毫克,估计摄入体内1027毫克。伤者曾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和中毒性肝炎。这是我国第一例急性铀中毒病例,能不能治愈,当时颇有怀疑。后在部有关部门主持和苏州医学院朱德安、辐射防护研究所王鹤滨等专家合作下,历时2周,终于抢救成功。在医院治疗观察8个月,治愈出院后又继续观察,未发现异常。这一病例提供了抢救这类病人的临床经验,积累了资料和数据。内科范积雄、外科乌家美等人合写的《硝酸铀酰复合烧伤一例抢救成功》论文,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文化大革命”后期,根据核工业部和湖南省国防工办的指示精神,医院成立了临时党委会,宋允武任书记。实行党委、支部两级领导。之后又成立了团委,书记由临时党委委员罗杞勋兼任。其时,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给医疗工作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因医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沉痛的教训,为此,大多数职工对社会上的动乱有所警惕,没有受小道消息和某些社会思潮的干扰,没有再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活动,没有出现派性活动。为了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院党委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着手于落实政策的工作,给在清查“5.16”期间被错审及在“清队”、“一打三反”以来被错捕的同志平反。医院的局势保持了基本稳定,医疗工作日趋正常。成立了院矽肺诊断小组;恢复了附属护校招生;开展了胃镜、支气管镜项目的检查;编印了《内、儿科专题讲座汇编》和《内科专题讲座汇编》;开展了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撰写的《一定要把中西医结合工作搞上去》的经验材科,在部卫生工作会议上交流。仅1975年,门诊16.7万余人次,收治住院病人3861人次,床位使用率达到75.8%,创历史最好水平。这时期,苏州医学院以415医院作为开门办学基地之一,选送师生62人来院进行教学和实习;医院派妇产科医师李家范参加援外医疗队,到非洲塞拉利昂工作了两年。1976年初,创办了“7·21”医科大学,共招收湖南矿冶系统学员31人;唐山地震后,医院派出外科主任姚川汶等医护人员到青岛418疗养院参加救治灾区伤病员。
“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医院发展史上最为艰难的岁月。“极左”思潮泛滥,医院各项工作受到影响和冲击,不少知识分子和干部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折磨,然而这些并没有动摇他(她)们热爱党、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献身核事业的信念。他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坚守岗位、恪尽职守,与绝大多数职工一样排除各种阻力和困难,尽力挽回和弥补所受损失,使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仍然能够得以持续地进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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